青年生育观念变化及生育友好社会文化的构建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副院长，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导宋月萍

人口高质量发展是一项具有综合性、复杂性、长期性的战略任务，生育则是其中的核心环节。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逐步放宽，各部门也相应出台了取消社会抚养费、三孩生育保险、普惠托育服务等一系列支持生育的配套措施，然而生育率持续下降的趋势未得到明显扭转。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3，已经位于国际上通常认为的“低生育率风险”警戒线区间内。根据国家统计局2023年1月公布的数据，2022年全年出生人口956万人。新生儿数量降至1000万以下，这一历史性转折点比预期提前了约10年到来。诸多研究表明，客观的经济收入、社会福利等因素并不能够完全解释生育率与生育行为的转变，并且这些客观因素都需要通过生育观念这一内在动力传导至生育决策和行动。

青年是标志时代的最灵敏的晴雨表，青年时期是组建家庭、生育子女最为重要的人生阶段。理清青年群体生育观念的新变化、新趋势，剖析其产生变化的深层次原因，对于深刻理解我国未来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至关重要，对于人口发展政策的及时准确调整具有战略性、前瞻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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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生育观念的新变化、新趋势

青年生育观念不仅包括青年生育子女的意愿，也包括他们对于婚姻、家庭、养育乃至亲子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观念和态度。出生于中国经济腾飞年代的青年群体，其生育观念整体上更具有现代主义色彩，而生育观念在青年群体内部的差异化特征则呈现出与当今社会结构分化相一致的趋势。青年生育观念的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生育观念多元化，情感价值取代工具价值。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不仅仅是狭义上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而是包括社会价值观念在内的完整的社会变革系统工程。改革开放40多年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青年社会心态与价值观念也在较短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经历了深刻的现代化重构，生育观念的转变是这一过程的集中体现。生育观念的现代化转向并非中国青年的独特现象，而是几乎所有进入现代化社会的国家的共性。对于当今的中国青年来说，婚姻不再是人生的必选项，生育也不再是家庭职责和刚性任务，而是个体选择。婚姻和生育动机上的个体主义增强、家庭主义减弱，家庭责任不再具有超越个人的优先级，个人追求与家庭责任的平衡被视为婚姻的重要前提。

在青年进行婚姻与生育决策时，伴侣与子女所具有的情感价值取代“传宗接代”“养儿防老”等工具价值，成为影响决策的核心要素。对于婚姻，青年更倾向于自由选择伴侣，并建立基于平等、尊重和共同价值观的婚姻关系。一项面向广州市“90后”青年的调查数据显示，“遇到相悦的另一半”（72.43%）是青年在结婚时考虑的最主要因素。而对于生育，传统的对生育子女的数量追求和性别偏好已发生根本性改变。调查数据显示，对于生育孩子的意义，排序前三位的分别是“人生圆满，见证生命伟大”（67.13%）、“工作更加努力，人生有了目标”（47.55%）、“夫妻关系更加和谐”（44.76%）。研究也发现，在不愿再继续生育的城市青年中，有相当高比例是因为“已经达到理想的生育规模”，而并非受到经济条件等客观因素限制；而在子女性别期望方面，城市青年已经摒弃了传统的“男孩偏好”，“生男生女都一样”的想法深入人心，甚至表现出较为明显的“女孩偏好”，想生女孩的意愿远强于想要男孩的意愿。

生育目的现代化：从育儿到养老的生育文化变迁。从社会互动视角出发，可以认为生育是代际互动的连结点，教育与养老是代际互动的两大核心场域，青年生育观念的转变体现了青年世代的教育观念、养老观念乃至家庭观念的全方位变迁。青年一代对子女的教育观念从“达标式育儿”转变为“顶格式育儿”，倾向于采用更加精细化的抚养方式。他们倾向于追求高质量的教育资源和教育机会，生育孩子数量少，以便能够更好地关注和投入他们的教育。对教育的重视导致教育投入在全社会层面进一步“内卷化”，弥散性的教育焦虑传导至个人和家庭层面，形成隐形生育门槛和心理成本，并在观念层面转变为青年普遍的生育焦虑、养育焦虑。有孩家庭对教育压力和教育焦虑的描述，通过“剧场效应”被放大，进一步影响了未婚未育青年的婚育意愿与信心。“负责任的生育”逐渐成为家庭生育的道德准则和自觉选择，“子女质量替代数量”逐渐成为家庭的行为取向。

老龄化社会是生育率大幅下降之后的必然结果，根据相关预测，“十四五”时期，我国60周岁及以上人口将突破3亿，从轻度老龄化迈入中度老龄化阶段。而在个人层面，养老观念的变迁也与青年生育决策密切相关。就养老观念对生育观念的影响来看，研究认为，当个人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时会有较高的生育意愿，多子女家庭更有利于共同分担父母养老负担。随着我国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健全，社区养老服务日益完善，社会化养老已在青年中被广泛接受，养老责任和养老方式逐渐多元化。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更加追求自由、独立的生活，社会交往与社会支持则更倾向于有共同语言的朋友而非传统的家族、亲戚。因此，养老在经济层面已不再必然依靠家庭，“养儿防老”作为传统意义上的生育目的和理由，逐渐失去客观必要性，进一步助推了青年生育观念的转变。

生育决策自主化：群体差异更加明显。从“一孩”到“三孩”的生育政策转变事实上扩大了青年的生育决策空间，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也在不同群体中进一步分化。在生育文化发生整体性变迁的当下，社会结构对于青年生育观念的异质性仍然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研究发现，青年生育观念的城乡差异仍显著存在，经济收入、教育程度、主观阶层认同与其生育意愿存在负相关关系，而在北京等特大城市，是否具有本地户籍也成为影响青年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以生育子女的理想数量和性别期望为例，有研究发现，农村青年对子女性别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男孩偏好，而城市青年则较轻微地偏向女孩；处在不同社会阶层的青年，希望生育子女数量有显著差异，受教育水平越高、经济收入越高的青年，受传统思想“多子多福”的影响较小，并且更加注重个人生活质量，因而希望生育子女数量较少。

青年生育观念变化的原因分析

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和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分别从结构主义和文化主义两种路径解释现代社会低生育率的形成机制。新家庭经济学理论强调生育成本带来的经济压力是生育率和生育意愿下降的原因，第二次人口转型理论则将低生育率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而非经济现象，认为社会心态和价值观念的变迁是年轻世代晚婚晚育甚至不婚不育的内在根本原因。事实上，这两种理论解释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经济压力与高生育成本的长期存在会潜移默化改变青年生育意愿，逐渐内化为较为稳定的生育观念，进而形塑新的生育文化；而生育观念的转变又会使经济压力对生育决策的影响作用进一步放大，形成交互效应。

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宏观历史效应。自20世纪70年代末起，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计划生育政策成功控制了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趋势，人口素质得到明显优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计划生育政策更加深刻的影响在于从价值观念层面重塑了我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一方面，通过宣传教育，“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等生育观念深入人心，已然形成一种内在的生育价值取向。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改变了家庭内部的教育投资和亲子互动模式，家庭对子女（尤其是女孩）教育投入持续增加，青年一代的受教育程度大幅提升，教育部数据显示，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在2021年达到57.8%，为多元化人生价值和生育观念在青年中的传播提供了客观条件。值得注意的是，包括生育政策在内的社会政策对于生育观念的影响普遍具有一定的滞后性，而从生育意愿转化为生育决策和生育行为，又面临诸多不确定因素，因此由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历史效应可能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仍会持续存在。

未来预期不确定性加剧生育观念的乏力性。青年时期是人生中充满变数、缺乏安全感的阶段，这种不安全感并非中国青年所特有，而是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当前，青年就业状况持续承压，现代“风险社会”内在和外在的双重不稳定增加了青年对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研究发现，失业率与生育率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青年失业率越高，生育率越低，并且就业状况对生育意愿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就业压力持续上升，职场竞争日趋激烈，青年更有可能推迟生育或将生育视为干扰职业发展的因素。青年失业率的上升也意味着更多青年面临经济压力，使得他们难以承担养育子女需要的高额生育成本和养育成本，因而在考虑生育时更加谨慎，并更注重经济稳定和负担能力。

对于青年女性来说，养育子女除了经济成本之外，更意味着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有研究发现，女性在生育选择中需要付出3年的时间成本（或对应的经济成本）、职场发展受阻的机会成本等“母职惩罚”。尽管我国对女性生产延长了产假，但如果延长产假带来的成本全部由企业负担，必然会导致企业尽量避免招聘育龄女性，从而加剧女性在职场上受到的性别歧视。产假过长还容易导致女职工与职场长期脱节，可能造成工作技能下降，影响返岗后的竞争力。按照“成本-收益”计算，理性的选择仍然是少生而不是多生。如何增加职场女性的“生育安全感”，是全社会需要正视的问题。

互联网时代伴随的信息杠杆效应。青年群体作为“网络原住民”，大量依靠互联网获取信息，当代青年比前几代人都更早获知成为父母的“代价”，也有越来越多的夫妻对育儿中性别分工的不均衡有了更明确的感知。“恐婚”“恐育”等婚姻观念更容易在互联网上快速扩散，形成信息杠杆效应，对更多青年的生育观念造成负面影响。

互联网对不同群体的渗透度和影响力存在显著差异，对于青年女性和农村青年生育意愿的影响更加显著。互联网是现代性别平等和女性主义观念传播的重要渠道，女性在互联网媒介中的话语权大幅提升，也推动社会以更加多元的标准来评判女性价值，加快了生育观念的现代化转型。同时，充斥在网络上的关于男女不平等的大量信息，尤其令女性对生育中的权益保障产生了担忧，会拒绝生育或者延迟生育。互联网对于农村青年生育观念的影响则较为复杂。研究表明，随着近年来互联网在农村地区逐渐普及，城乡居民在信息获取方面的“接入型数字鸿沟”得到很大程度的弥合，因而农村青年的生育观念转变较城镇青年更为明显。互联网还通过更加深刻的方式改变农村青年女性的生育观念，例如提供更加便捷的学习渠道为女性就业“赋能”，农村女青年提高人力资本，增加就业竞争力，进而在客观上提高了生育的机会成本，间接改变生育观念。互联网对青年生育观念的影响是近年来备受关注的新兴研究领域，相关研究结论尚未得到学界一致认同，例如有研究发现，互联网的普及也能够通过增加就业机会和家庭经济收入，从而提高农村青年的整体生育意愿。

构建生育友好社会文化的建议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生育政策适时调整，配套措施相继出台，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强调“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并将其上升至“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高度，为青年婚育提供了良好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低生育率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附加政策变化而产生的长期结果，青年生育观念的转变具有复杂性和长期性，想要改变低生育率现状也不能一蹴而就，而是要尊重现实，重视生育文化的基础性作用。通过构建积极生育文化，将家庭友好的生育观念融入整个生育支持体系建设中，才能真正提高育龄人群，尤其是青年人群生育信心。倡导新型生育文化、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需要各方协同发力。

第一，构建更加轻松积极的生育文化氛围。随着生育政策以及相关配套政策的宽松化，当前社会上弥漫着要尽快提升生育水平的焦虑，特别是随着人口负增长的到来，很多人将提升生育水平视为头等大事，却忽略了年轻人的感受。从父母的催婚催育到社会的舆论压力，无一不让更多育龄人群的生育价值取向从“不敢生”转变为“不愿生”，这种追求工具性、忽视人文性的生育价值取向在无形中给年轻人更大的压力，反而会促使其产生更加强烈的恐婚恐育思想。因此，构建和谐友好的新型婚育文化首先要尊重生育主体的自主决策权，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消除育龄人群恐婚恐育的心理，从而真正提振生育率，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美好愿景。

第二，建立生育教育指导服务体系，改变宣传教育方式，为育龄青年提供信息支持。为青年提供生育支持和资源，包括育儿知识和技能培训、儿童教育和保健资源、家庭辅导和支持网络等。这有助于年轻人增强对生育的信心，减轻育儿压力，并提高育儿的质量和幸福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社区作用，根据不同群体的特点和需求进行精准定位和传播，提升个人和家庭的幸福感。强调生育对个人和家庭幸福感的积极影响，包括培养亲子关系、分享家庭快乐、增加生活的意义和满足感等。通过讲述幸福家庭的故事和经验，激发年轻人对生育的兴趣和期待，引起年轻人的兴趣和共鸣。

第三，关注女性权益与发展诉求，促进社会和家庭领域的性别平等。虽然男女平等的理念已经在青年群体中得到普遍认同，但我国的性别平等事业仍任重道远。而性别歧视、性别刻板印象是造成青年女性低生育意愿的重要原因。对此，需要进一步从制度层面保障女性权益，在家庭、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舆论等各个场域推动性别平等。一是完善生育支持政策的“去性别化”导向，确保男性育儿假期真正落实，通过额外奖励或税收减免的形式引导用人单位为孕期、哺乳期女性及低龄儿童父母提供居家办公、弹性工时等人性化工作安排；二是重视提高产后女性重返职场的能力，为其提供就业培训、创业指导、贷款免息和税费减免等方面政策支持，降低“生育惩罚”对女性生育意愿的负面影响。此外，新时代生育文化还强调平等和共担责任的家庭观念。夫妻之间更加注重平等、和谐和共同成长，男性也更多地参与家庭事务和育儿工作；社会需要倡导提供更好的支持和便利条件，以帮助夫妻实现工作和家庭的平衡。